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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1 月
保罗·艾克曼 著
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揭示了查尔斯·达尔文对慈悲的真实看法——而它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他关于利他是人类乃至动物生命中至关重要一部分的信念，正在被现代科学所证实。
1871 年，即他去世前十一年，查尔斯·达尔文出版了后来被称为他「最伟大却无人读过的书」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他在书中那段鲜为人知的关于「同情」的讨论，揭示了达尔文思想中的一个侧面——它与那个被误加在达尔文主义视角上的、竞争性的、残酷的、自私的人性观恰恰相反。
在第四章《人与低等动物的心智能力比较》中，达尔文解释了他所谓的「同情」（今天我们会称之为共情、利他或慈悲）的起源，描述了人类和其他动物如何去援助处于困境中的他者。虽然他承认这类行为最可能发生在家庭群体内部，但他写道：最高的道德成就，是关心一切生命——无论人类还是非人类——的福祉。
考虑到查尔斯·达尔文对物种延续的一贯信念，他主张「关心他人的福祉并非人类独有的特征」就毫不奇怪了。达尔文讲了这样一件事：「几年前，动物园的一位饲养员给我看他自己后颈上几道很深、尚未痊愈的伤口，那是他跪在地上时，被一只凶猛的狒狒咬出来的。那只小美洲猴是这位饲养员的挚友，和他住在同一个
隔间里，它非常怕那只大狒狒。然而，一看到自己的朋友身处险境，它立刻冲上去营救，通过尖叫和撕咬把那只狒狒缠住、分散了它的注意力，让那个人得以逃脱。」这一事件与 F.B.M. 德瓦尔 2004 年的研究《论动物共情的可能性》相互印证。
达尔文说,这类举动的可能性在帮助者与受助者有亲缘关系时最大。他 在《人类的由来》中写道:「首先显而易见的是,在人类身上,本能的冲动有强弱之分;一个野蛮人会冒生命危险去救同一群体的成员,却对陌生人完全无动于衷;一位年轻而胆怯的母亲受到母性本能的驱使,会毫不犹豫地为自己的婴儿冲入最大的危险之中……」
不过达尔文也认识到,有些非凡的人会援助素不相识的受难者,而不只是亲人或所爱之人。「然而,许多文明人此前从未为他人冒过生命危险,却满怀勇气与同情,不顾自我保存的本能,径直冲入激流去营救一个素不相识的溺水者。在这种情况下,推动人的是同一种本能性的动机——正是它使前文所述那只英勇的小美洲猴,通过攻击那只巨大而可怕的狒狒,救下了它的饲养人。」达尔文这一思路后来由 K.R. 门罗在 1996 年对那些冒着自身生命危险救助陌生人的非凡者的研究中得到印证,见其著作《利他之心：对共同人性的感知》。
达尔文没有考虑的是:为什么对陌生人的同情——即便要冒生命危险——只存在于一部分人身上。这种关切是否有遗传倾向?还是完全来自教养?或是天性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达尔文也没有写到:对于那些不具备这种陌生人同情的人,这种品质是否有可能被培养出来。
如今,这些问题正是理论(参见 P. 吉尔伯特编,《慈悲》,Routledge,2005)和实证研究(见 D. 莫布斯等,《相似性在替代性奖赏中的关键作用》,《科学》,2009)的焦点。在《心理学通报》上的《慈悲:一种进化分析与实证回顾》一文中,戈茨、凯尔特纳和西蒙-托马斯分析了关于共情、利他与慈悲的心理学文献,并整合了新的证据,他们认为这些证据表明慈悲应当被视为一种情绪。在即将发表的一篇论文《慈悲与利他：一种重新表述与研究议程》中,埃里卡·罗森伯格和我认为,我们所谓的家庭式慈悲是一种情绪,尽管其指向对象受限;但我们同时主张,把其他形式的慈悲也归类为情绪是没有用的。
达尔文倒是确实给出了慈悲起源的解释：他写道：「我们会被驱使去减轻他人的痛苦，以便同时缓解我们自己痛苦的感受……」然而正如佛教学者 B. 艾伦·华莱士指出的，并非所有人都会以这种方式回应苦难。他指出，一个人可能会想：「我真幸运，那个人不是我。」许多年前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发现，观看一段有人受苦的影片时，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脸上会露出痛苦，但同样多的人却表现出对苦难的厌恶。这些比例在东京的日本人和加州的美国人之间是一样的，说明这些反应并不受文化影响。
达尔文还描述了,无论最初是什么动机促成了这种行为,自然选择都会偏爱慈悲的演化：「无论这种情感最初以何种复杂的方式产生,既然它对于所有那些互相帮助、互相防卫的动物都极为重要,那么它就会通过自然选择而不断增强；因为那些包含了最多最具同情心成员的群体,将会
繁衍得最兴旺,养育出最多的后代。」
然而，与达尔文的期待相反，今天没有哪个国家——在已知的过去也没有——绝大多数人口会向陌生人表现出慈悲与利他；而在本章稍后的部分，达尔文对慈悲的适用范围写得要现实得多。
达尔文以描述他所认为的最高道德美德，结束了对慈悲与利他的起源和性质的讨论。他写道：「随着人类在文明上不断前进，小部落结合成更大的共同体，最朴素的理性就会告诉每一个人：他应当把自己的社会本能与同情扩展到同一国家的所有成员身上，尽管他并不认识他们。一旦达到这一点，阻止他的同情扩展到所有国家、所有种族的男性的，就只剩下一道人为的屏障了。（如果他们看起来不同）经验不幸地向我们表明（原文如此），我们要过多久才会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同类。超出人类界限的同情，也就是对低等动物的仁爱，似乎是最晚才获得的道德成就之一……这种美德［对低等动物的关怀］，人类所具备的最高贵的美德之一，似乎是随着我们的同情变得更温柔、扩散得更广而顺带产生的，直到它们扩展到一切有情生命。」
在我与达赖喇曼关于情绪与慈悲的对话中（我们的书《情绪觉察》正是基于这些对话写成的），我把达尔文最后这段引文读给他听。达赖喇曼的翻译者图麦·金巴惊呼：「他用的是『一切有情生命』这个说法吗？」金巴之所以惊讶，是因为这个说法正是佛教对菩萨那种无边慈悲的描述的精确英文翻译。
在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中，查尔斯·达尔文持有这种观点是极少数；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人们对非人类生命的这种慈悲关切才逐渐流行起来。达尔文远远走在他所处时代的前面。
佛教的德性观与达尔文的观点之间这种惊人的相似，吊起了人的一个悬念：达尔文会不会是从佛教著作中衍生出他这些观点的？至少在写《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的时候，达尔文确实对佛教知道一些。J.D. 胡克是达尔文最亲近的
朋友，他曾在喜马拉雅地区度过许多年。达尔文研究的权威学者珍妮特·布朗告诉我：「在胡克从锡金和印度其他地方旅行回来之后，达尔文完全可能与 J.D. 胡克讨论过这类事情。」而《进化：查尔斯·达尔文书信选》的共同编者艾莉森·皮尔尼则指出，胡克在从印度写给达尔文的信中提到过佛教。尽管如此，达尔文关于道德与慈悲那些想法的核心，在他 1838 年的笔记本中就已显现——那是他乘贝格尔号航行归来两年之后，当时他二十九岁。那比他和胡克相识还早五年。
达尔文的玄外孙兰德尔·凯恩斯这样描述达尔文在笔记本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他的这些表述措辞草率，但他对自己根本的目标毫无疑问。［达尔文写道：］『我们对是非对错的感知，会不会来自我们不断增长的心智能力对自身行为的反思——而这些行为又与我们本能的爱与关怀他人的感觉交织在一起？如果任何一种具有社会本能的动物发展出了反思的能力，它就一定具有一种良知。』
达尔文在笔记本中写道：「不考虑其起源……个体忘掉了自己，并帮助、防卫、为他者行动，代价由自己承担。」达尔文在人生如此早的阶段，也已经对道德的起源感兴趣：「造就最大善的（或者说，要使善成为可能所必需的），是那些（本能的）道德感……在判断幸福的法则时，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得很远（并看到整体的作用）——因为它终究是遥远过去那些总体上对我们有利之物所结出的结果……如果没有道德感，社会就无法延续。」
达尔文提到自己受惠于大卫·休谟。1838 年,达尔文读了休谟的《道德原则原理探究》,并认为对于建立一种不依赖神启的理论而言,这本书很重要。正如兰德尔·凯恩斯在《达尔文、他的女儿与人类的演化》中所言:
大卫·休谟把同情放在了他思考道德原则的自然来源这一问题的中心。他认为同情是一种自然的情感,而不是基于从某种抽象
概念推理而来的态度。「在我们的胸中注入了某种善意,无论多么微小;某种对人类的友爱之光;某种在我们身体结构中与狼和蛇的元素一同揉制的鸽子成分。」查尔斯随后发展了这一想法,并推测我们的道德感或许同样能从那种情感中自然地生长出来。[达尔文写道:]「若像博物学家看待任何其他哺乳动物那样来看待人,就可以得出结论:他有亲代、配偶和社会性的本能……这些本能源于对相关对象的一种爱或善意的情感……一种如此主动的同情,以至于个体忘记自己,不惜自身代价去帮助、护卫并为他人行动。」
詹姆斯·摩尔和阿德里安·德斯蒙德在他们所编《人类的由来》的导言结语中写道,达尔文的一些同时代人在研究这本书时,强调了「达尔文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中的人道层面:责任、无私与慈悲……弗朗西斯·科布[一位女性主义理论家、动物权利运动的先驱]原谅了那些能把「作者想象成一个……无意识地把自己异常宽厚温和的天性归给他的整个物种,然后又像仿佛世界是由达尔文们构成的那样去建立理论」的读者。」
达尔文关于慈悲、利他与道德的思考，呈现出的这位伟大思想家所关切之物的图景，确实与那些只盯着「适者生存」这句口头禅的人所描绘的大不相同（事实上那句是斯宾塞说的，不是达尔文）。那些不熟悉他著作的人——甚至一些科学家——并不知道，达尔文对人类统一的信念、他对废奴的坚定立场，以及他对道德原则和人与动物福祉的强烈兴趣。
保罗·艾克曼 是情绪能力与非语言沟通方面的著名专家，他开创了通过面部识别揭穿欺骗与其他心理状态的技术。他与达赖喇曼合作撰写了 2008 年的书《情绪觉察》。2009 年，《时代》杂志将他列入最具影响力的 100 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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