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鱼的AI万花筒长妈妈——已经说过了——是一个一向带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带着几分客气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长。我平常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我那只隐鼠是她害死的——就改叫阿长。
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人；她生得又黄又胖又矮，“长”并不是形容词。这也不是她的名字——记得她自己说过，她原来的名字是叫什么什么姑娘的。什么姑娘，我现在已经忘了，总之不是“长姑娘”；我也始终不知道她姓什么。记得她也曾告诉过我这个称呼的来历：先前先前，我们家有一个女工，身材生得很高大，那就是真正的阿长。后来她回去了，我那什么姑娘才来补她的缺；可是大家因为叫惯了，也没有再改口，于是她从此就成了长妈妈。
虽然背地里说别人的长短不是好事情，不过要我说句真心话，我只能承认：我实在不大佩服她。最讨厌的是她喜欢切切察察地跟人低声絮叨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别人的鼻尖、自己的鼻尖。我家里一有点小风波，不知怎么我总疑心跟这“切切察察”有些关系。她还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是顽皮，要去告诉我母亲。夏天里，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连翻身的地方都没有；长久睡在角落的席子上，那席子又已经被烤得那么热。推她呢，不动；叫她呢，也不答应。
“长妈妈长得那么胖，一定很怕热罢？晚上的睡相，怕是不好看得很罢？……”
母亲听我屡次诉苦之后，曾经这样问过她。我也明白这话的意思，是要她多给我让出一些空席。她不开口。可是到了夜里，我热得醒来的时候，却仍然看见满床上摆着一个“大”字，还有一条胳膊搁在我的脖子上。我想，这真是没法可想了。
不过她懂得许多规矩；这些规矩，也大概正是我所不耐烦的。一年里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那里领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放在枕边，只要过一夜，就可以随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那个红包，想着明天可以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可是她一进来，又把一个福橘放在床头了。
“哥儿，你牢牢记住！”她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记得么？你要记着，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橘。”她又把那橘子拿到我眼前摇了两摇，“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流流……。”
梦里也记得元旦的事，第二天醒得特别早，一醒来就要坐起来。她却立刻伸出胳膊，一把把我按住。我惊讶地看着她，只见她急切地盯着我。
她又像有什么要求似的，摇着我的肩膀。我忽然记起来了——
“阿妈，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聪明！恭喜恭喜！”她于是十分欢喜似的笑了起来，同时把一点冰凉的东西塞进我嘴里。我大吃一惊之后，也就忽然记起来，这就是所谓的福橘——元旦一开头的那一关，总算已经受完，可以下床玩去了。
她教给我的道理还很多，例如说人死了，不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有死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捡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万不可以钻过去的……此外，现在大抵都忘却了，只有元旦那些古怪的仪式记得最清楚。总之：都是些烦琐之极、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
然而有一阵子，我也曾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她常常跟我讲“长毛”。她所谓的“长毛”，不但洪秀全的军队，似乎连后来一切土匪强盗都在内，但除掉革命党——因为那时还没有革命党。她把长毛说得非常可怕，所以他们的话我就听不懂。她说先前长毛进城的时候，我们全家都逃到海边去了，只留一个门房和一个年老的煮饭老妈子看家。后来长毛果然进门来了，那老妈子便叫他们“大王”——据说对长毛就应该这样叫——诉说自己的饥饿。长毛笑道：“那么，这东西就给你吃了罢！”说完把一个圆东西掷了过来，还带着一条小辫子，正是那门房的头。煮饭老妈子从此就吓破了胆，后来一提起，还是立刻面如土色，自己轻轻地拍着胸脯道：“阿呀，骇死我了，骇死我了……。”
我那时似乎倒并不怕，因为我觉得这些事跟我毫不相干，我又不是一个门房。可是她大概也觉察到了这一点，说道：“像你这样的小孩子，长毛也要掳的，掳去做小长毛。还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掳。”
“那么，你是不要紧的。”我以为她一定最安全了：既不做门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况且脖子上还有许多炙疮疤。
“哪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处？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实在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不能不感到惊异。我一向只以为她满肚子装的都是麻烦的礼节罢了，却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我对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觉得她实在深不可测；夜间伸开手脚、占领整张床，那当然是情有可原的了，倒应该由我来退让。
这种敬意虽然也逐渐淡薄下来，可它完全消失，大概是在知道她谋害了我的隐鼠之后。那时我就极其严厉地责问她，并且当面叫她阿长。我想，我又不真去做小长毛，又不去攻城，也不放炮，更不怕炮炸，我怕她什么呢！
可是当我哀悼隐鼠、给它复仇的时候，一面又在强烈地渴慕那部带图的《山海经》了。这渴慕是由一位远房叔祖引起的。他是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喜欢种一点花木，像珠兰、茉莉之类，还有一些极少见的东西——据说是从北边带回来的马缨花。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么也不明白：曾把晾衣服的竹竿搁在珠兰的枝条上，枝条折了，她还要气哼哼地骂道：“死尸！”这老人是个寂寞的人，因为没有人可以谈话，就很喜欢跟孩子们来往，有时简直把我们叫作“小友”。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八股文和试帖诗的书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只在他的书斋里，见过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还有许多书名很生僻的书。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画。他给我讲，曾经有过一部带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只脚的鸟、长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拿两个乳房当眼睛的怪物，……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我很想看看这样的图画，可不好意思硬逼着他去寻找，他是很疏懒的。问别人呢，谁也不肯实实在在地回答我。压岁钱还剩几百文，买倒是可以买，可又没有好机会。有书卖的那条大街离我家很远，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里出去玩一趟，那时候两家书店都紧紧关着门。
玩的时候倒是没有说什么，可一坐下来，我就想起那部带图的《山海经》了。
大概是我太过念念不忘，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一向没有跟她讲过的，我知道她并不是学者，讲了也没有用；可是既然她来问，也就都告诉她了。
过了十多天，或者一个月罢——我还记得——是她告假回家以后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把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
“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
我好像遇着了一个霹雳，全身都震悚起来；赶忙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略略一翻——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里头。
这又使我对她产生了新的敬意：别人不肯做、或者做不到的事，她却能做成。她确实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那份怨恨，从此完全消失了。
这四本书，是我最初得到、也最为心爱的宝书。
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我眼前。可是单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那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纸张很黄；图画也很坏，甚至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画成长方形。但那是我最心爱的宝书，看上去，确乎有人面的兽；有九头的蛇；有一只脚的牛；像袋子一样的帝江；还有没有头、却“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拿着干戚起舞”的刑天。
此后我就更加搜集带图的书，于是有了石印的《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又有了《点石斋丛画》和《诗画舫》。《山海经》我也另外买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图赞，绿色的画，红色的字，比那木刻的精致得多。这一部直到前年还在，是缩印的郝懿行注本。木刻的那一部，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丢失的了。
我的保姆长妈妈，也就是阿长，离开人世大概也有三十年了罢。我始终不知道她的姓名和经历；只知道她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个青年守寡的寡妇。
仁厚而黑暗的地母呵，愿你永远安卧，怀里安放着她的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