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鱼的AI万花筒从去年起，我好像听见有人说我是仇猫的。那根据自然是在我那篇《兔和猫》里；这等于自己画押招供，当然没什么可说的，——不过我也并不介意。到了今年，我可就有点担心了。我常常忍不住要写点东西，写下来，印出去，对某些人来说，似乎总是搔到痒处的时候少，戳到痛处的时候多。万一不小心，甚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那些“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之流，那就危险得很。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人物是“不好惹”的。怎见得“不好惹”呢？就是怕他们浑身发热之后，写一封信登在报纸上，公开广告道：“看哪！狗不是仇猫的吗？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这“逻辑”的奥妙就在于：用我的话来证明我倒是狗；那么一来，凡是我说的话就全都被从根本上推翻了——即使我说二二得四、三三见九，也一个字都不错。既然这些都错了，那么绅士们口头上的二二得七、三三见千等等，自然也就对了。
所以我就时不时留心查考一下它们结仇的“动机”。这并不是我敢去学现在那些学者、拿“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风气，不过是想预先替自己洗刷洗刷。我想，这件事在动物心理学家那里根本用不着费什么力气，可惜我没有这门学问。后来，在覃哈特博士的《自然史底国民童话》一书里，我总算找到了那个原因。
其实人和禽兽之间的分别，本来也不必划得这么严。在动物界里，虽然并不像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啰嗦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顺应天性，想怎样就怎样：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一句分辩的话也不说。虫蛆也许是不干净，可它们并没有自以为清高；猛禽猛兽拿弱小的动物当食物，说它们凶残大概是可以的，可它们从来没有竖起过“公理”“正义”的旗子，让被吃的牺牲者一直到临死那一刻，还在佩服它们、赞叹它们。人呢，能够直立行走，自然是一大进步；能够说话，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够写字作文，自然又是一大进步。可也就在这同时开始堕落了，因为人们开始说空话。说空话倒也无可不可，甚至于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违心的话，那对于只会嚎叫的动物来说，实在免不了要觉得脸红。可是，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反而觉得是多余的事——就像我们在万生园里，看见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虽然常常看了会笑出来，可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感到悲哀，觉得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不过，既然已经做了人，也就只好党同伐异，学着人们的说话方式，入乡随俗地谈一谈、辩一辩了。
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我自己觉得理由是充足的，而且是光明正大的。一、它的性情和别的猛兽不一样：凡是捕捉雀子老鼠，它总不肯一口咬死，一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一直等自己玩够了，这才吃下去。这跟人们那种幸灾乐祸、慢慢折磨弱者的坏脾气，颇为相似。二、它不是跟狮虎同族的吗？可是却有这么一副讨好的样子！我曾见过大勃吕该尔的一幅铜版画《Allegorieder Wollust》（欲望的寓意画）上，也画着这回事。自从那个固执的奥地利学者弗罗特提倡了精神分析说——psychoanalysis——听说章士钊先生把它译作“心解”，虽然简练古雅，可实在难懂得很——以来，我们的名人名教授也颇有模模糊糊地把它捡来用的了；这样一来，这些事便不免又要归到性欲上去。打狗的事我不管；至于我打猫，却只因为它们吵得慌，此外并没有别的恶意。我自信自己的嫉妒心还没有那么广大——在如今这个“动辄获咎”（稍有差错就招来怪罪）的年头，这一点是不可以不预先声明的。譬如人们结婚之前，也有些手续：新的做法是写情书，少的一束，多的成捆；旧的做法是什么“问名”“纳采”，又要磕头作揖——去年海昌蒋氏在北京举行婚礼，就是这样。
不过这些都是近来的话。再往回想，我仇猫这件事远在能够说出这些理由之前，也许还是在十岁上下的事了。至今我还分明记得，那原因极其简单：只因为它吃老鼠——吃了我自己养着的那些可爱的小小的隐鼠。
听说西洋的人不太喜欢黑猫，不知道这话是否确切；不过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小说里的那只黑猫，实在有点吓人。日本的猫会成精，传说里的“猫婆”那种吃人的惨酷，就更可怕了。中国古时候虽然有过“猫鬼”这种说法，近来却很少再听见猫兴妖作怪的事，看起来古法已经失传，猫也老实起来了。只是在我童年的时候，总觉得它有点妖气，没有什么好感。那是我童年时代的一个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子旁边，给我猜谜语，讲古故事。
“你知道吗？猫是老虎的老师。”她说，“小孩子怎么会知道呢，猫是老虎的师父。老虎本来什么也不会，就投到猫的门下来。猫就教它扑的方法、捉的方法、吃的方法，跟自己捉老鼠一模一样。这些都教完了；老虎心里想：本领都学到手了，谁也比不过我，只有老师那只猫还比我强——要是把猫杀掉，我便是最强的一个了。它打定了主意，就上前去扑猫。猫早就知道它安的什么心，一跳，就上了树；老虎却只能眼睁睁地在树下蹲着。因为它并没有把所有本领都传授完，还没有教它怎么上树。”
在有几百年历史的这间老屋子里，豆油灯那一点微弱的光线下，是老鼠跳梁的世界：它们轻飘飘地走着，吱吱地叫着，那副神气往往比“名人名教授”还要轩昂。猫是养着的，可它吃起饭来却不管事。我的床前就贴着两张花纸：一张是“八戒招赘”，满纸长嘴大耳，我觉得不大雅观；另一张“老鼠成亲”却很可爱，从新郎、新娘一直到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
老鼠的大敌其实并不是猫。春天以后，你听见它“咋！咋咋咋咋！”地叫着——大家管这叫“老鼠数铜钱”——就知道它那可怕的屠夫已经光临了。这屠夫就是蛇：身体是细长的，粗细跟老鼠差不多。
有一回，我听见一间空屋子里传出这种“数钱”的声音，就推门走了进去。父亲曾跟我说过，中国有一种墨猴，只有拇指那么大，浑身毛又黑又亮。“慰情聊胜无”（用来排解寂寞，好过没有），那么这只隐鼠总可以算是我的墨猴了吧。
现在我已经记不分明这样持续了多久，大约是一两个月吧；有一天，我忽然感到寂寞起来，真所谓“若有所失”（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
长妈妈——那个一向带着我的女工——也许是以为我等得太苦了吧，轻轻地来告诉我一句话。她说：隐鼠是昨天晚上被猫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