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

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的开头，说北京恐吓小孩的“马虎子”应当写作“麻胡子”，指的是麻叔谋，而且把他当作胡人。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当写作“祜”，是叔谋的名字，见唐人李济翁所著的《资暇集》卷下，篇题是《非麻胡》。原文如下：——

世俗用来吓唬婴儿说：麻胡来！不知道他的源流的人，以为他是个多胡子的神仙，一见就应验了；其实不是。隋朝将军麻祜，性情残酷暴虐，隋炀帝命他开凿汴河，他的威势极大，连小孩子看见他的影子都害怕，互相恐吓说：麻祜来！小孩子话说不准，把“祜”字转成了“胡”。就像宪宗朝泾原节度使郝玭，蕃人都畏惧他，那国里的婴儿啼哭的，拿郝玭吓唬他就止住了。又如武宗朝，街坊里的孩子互相威胁说：薛尹来！都是这一类。况且《魏志》里还载着张文远辽东之事作为明证呢？（原注：麻祜庙在睢阳。鄜方节度使李丕就是他的后人。丕为他重建了碑。）

原来我的见识，正和唐朝那些“不知其源者”一样，在千年之前就遭了人家的讥笑，真是咎由自取，只好苦笑。可是又不知道麻祜庙碑或碑文，如今是否还留在睢阳，或者还保存在地方志里？倘若在，我们大约就能看见和小说《开河记》所载相反的他的功业。

因为想寻几张插图，常维钧兄在北京给我搜集了许多材料，其中有几种是我从未见过的。例如光绪己卯年（1879）肃州胡文炳作的《二百卌孝图》——原书有注云：“卌读如习。”我真不解他何以不直接写四十，而偏要这样麻烦——这便是我反对的第一个例子。我所反对的“郭巨埋儿”，他在我还出生前几年，就已经删去了。序中说：——

“……坊间所刻的《二十四孝》，已经很好了。然而其中郭巨埋儿一事，揆之天理人情，实在不可以作为教训。……炳不自量，妄为编辑。凡是矫正过当而刻意求名的，一概割爱；只选取事情不违背正道、而且人人都可以做的，编成六门……”

这位肃州胡老先生的勇决，委实令我佩服。但这种意见，恐怕怀抱的人并不少，而且由来已久；不过大抵不敢毅然删改，落到纸上罢了。例如同治十一年（1872）刻的《百孝图》，前面有纪常郑绩的序，就说：

……况且近来世风日益低落，风气一天比一天浇薄，不知道孝是出于天性自然，反而把孝当作另成的一件事。而且择取古人投炉埋儿这类事，说成是忍心害理；把割股抽肠这类事，说成是损坏亲人的遗体。却未曾审察孝只在于心，不在于事迹；尽孝没有一定的形迹，行孝也没有一定的事情。古人的孝在今天未必适用，今人的孝也难以拘泥古人的事。因此时与地不同，人与事各异，而求其尽孝之心的道理则是一样。子夏说：事奉父母能竭尽他的力量。所以孔门问孝，回答的何尝是同一个答案呢？……

那么，同治年间就有人把埋儿这类事看作“忍心害理”，灼然可知。至于这一位“纪常郑绩”先生的意思，我却还是不大懂；或者像是说：这些事现在可以不必学，但也不必说他错。

这部《百孝图》的起源有点特别，是因为见了“粤东颜子”的《百美新咏》而作的。人重美色而他重孝，卫道之盛心可说是到了极点。虽然署着“会稽俞葆真兰浦编辑”，与不佞有同乡之谊——但我还只得老实说：不大高明。例如木兰从军的出典，他注的是“隋史”。这样名目的书，现今是没有的；倘使是《隋书》，那里面又没有木兰从军的事。

而在中华民国九年（1920），上海的书店却偏偏把它用石印翻印了，书名前后各添了两个字：《男女百孝图全传》。第一叶上还有一行小字道：家庭教育的好模范。又加上一篇“吴下大错王鼎谨识”的序，开首先发同治年间“纪常郑绩”先生一流的感慨：——

慨自西洋文化东渐，海内读书之士，喧嚣然夸谈自由平等之说，以致道德日益沦丧，人心日益浇薄，寡廉鲜耻，无所不为；侥幸行险，人思幸进；求所谓砥砺廉隅、束身自爱的人，世间不多见。起而看这个世间的忍心害理，几乎全如陈叔宝那样全无心肝。长此滔滔，还哪里有个尽头？……

其实陈叔宝糊里糊涂到好像“全无心肝”，或者有之；若拉他来配“忍心害理”，却未免有些冤枉。这说的是另外几个人评论“郭巨埋儿”和“李娥投炉”这些事。

至于人心，有几点似乎也确是在浇薄起来。自从《男女之秘密》、《男女交合新论》出现后，上海就很有些书名喜欢用“男女”二字冠首。现在是连标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的《百孝图》上也加上了。这大概是不满足于《百美新咏》而要教孝的“会稽俞葆真兰浦”先生所料想不到的吧。

从讲究“百行之先”的孝而忽然拉到“男女”上去，仿佛也近乎不庄重——浇薄。但我总还想趁便说几句——自然竭力来减省。

我们中国人即使对于“百行之先”，我敢说，也未必就不想到男女上去的。太平无事，闲人很多；偶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本人也许忙得不暇检点，而活着的旁观者总会加以细密的研究。曹娥的投江觅父，淹死后抱着父亲的尸体出来，是记载在正史上的，很有许多人知道。但这一个“抱”字却发生过问题。

我幼小时候，在故乡曾经听到老年人这样讲：——

“……死了的曹娥，和她父亲的尸体，最初是面对面抱着浮上来的。可是过往行人看见的都发笑了，说：哈哈！这么一个年轻姑娘抱着这么一个老头子！于是那两个死尸又沉下去了；停了一刻又浮起来，这回是背对背地驮着。”

好！在礼义之邦里，连一个年幼——呜呼，不过“娥年十四”而已——的死孝女要和死去的父亲一同浮出，也有这么艰难！

我检查《百孝图》和《二百卌孝图》，画师都很聪明，所画的是曹娥还没有跳入江中，只在江边啼哭。但吴友如画的《女二十四孝图》（1892）却正是两具尸体一同浮出的这一幕，而且也正画作“背对背”，如第一图的上方。我想，他大约也知道我所听到的那个故事。还有《后二十四孝图说》，也是吴友如画的，也有曹娥，则画作正在投江的情状，如第一图下。

就我现今所见的教孝的图说而言，古今颇有许多遇到盗、遇到虎、遇到火、遇到风的孝子，那应付的方法，十有八九是“哭”和“拜”。

中国的哭和拜，什么时候才完呢？

至于画法，我以为最简朴古雅的倒要算日本的小田海仙本；这本子早已印入《点石斋丛画》里，变成国货，很容易入手了。吴友如画得最细巧，也最能引动人；但他于历史画其实是不大相宜的。他久居上海的租界里，耳濡目染，最擅长的倒在作“恶鸨虐妓”、“流氓拆梢”一类的时事画，那真是勃勃有生气，令人在纸上看出上海的洋场来。但影响殊不佳：近来许多小说和儿童读物的插图中，往往将一切女性画成妓女样，一切孩童都画得像一个小流氓，大半就因为太看了他的画本的缘故。

而孝子的事迹也比较地更难画，因为总是惨苦的多。譬如“郭巨埋儿”，无论如何总难以画到引得孩子眉飞色舞、自愿躺到坑里去；还有“尝粪心忧”，也不容易引人入胜；还有老莱子的“戏彩娱亲”，题诗上虽说“喜色满庭帏”，而图画上却绝少有有趣的家庭的气息。

我现在选取了三种不同的标本，合成第二图。上方的是《百孝图》中的一部分，是“陈村何云梯”画的，画的是“取水上堂诈跌卧地作婴儿啼”这一段，也带出了“双亲开口笑”来。中间的一小块，是我从“直北李锡彤”画的《二十四孝图诗合刊》上描下来的，画的是“著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这一段；手里捏着“摇咕咚”，就是“婴儿戏”这三个字的点题。但大约李先生觉得一个高大的老头子玩这样的把戏究竟不象样，将他的身子竭力收缩，画成一个有胡子的小孩子了。然而仍然无趣。至于线条的错误和缺少，那是不能怪作者的，也不能埋怨我，只能去骂刻工。查这刻工是前清同治十二年（1873）慎独山房刻本，没有画人姓名；但是用了双料的画法，一面“诈跌卧地”，一面“为婴儿戏”，把两件事合起来，而把“斑斓之衣”忘却了。吴友如画的那一本，也把两事合为一，也忘了斑斓之衣，只是老莱子比较地胖一些，而且绾着双丫髻——不过还是无趣味。

人说，讽刺和冷嘲只隔一张纸；我以为有趣和肉麻也一样。孩子对父母撒娇可以看得有趣，若是成人，便未免有些不顺眼。旷达的夫妻在人面前的互相爱怜的态度，有时略一跨出有趣的界线，也容易变为肉麻。老莱子那种作态的图，正无怪谁也画不好。像这些图画上的家庭里，我是一天也住不舒服的：你看这样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爷整年假惺惺地玩着一个“摇咕咚”。

汉朝人在宫殿和墓前的石室里，多喜欢绘画和雕刻古来的帝王、孔子弟子、列士、列女、孝子之类的图。宫殿当然一椽也不存了；石室却偶然还有，而最完全的是山东嘉祥县的武氏石室。我仿佛记得那上面就刻着老莱子的故事。但现在手头既没有拓本，也没有《金石萃编》，不能查考了；否则，将现时的和约一千八百年前的图画比较起来，也是一种颇有趣味的事。

关于老莱子的，《百孝图》上还有这样的一段：——

……莱子又有弄雏娱亲之事：曾经把雏鸟在双亲之侧玩耍，想要讨父母欢喜。（原注：《高士传》。）

谁作的《高士传》呢？嵇康的，还是皇甫谧的？还是手头没有书，无从查考。只在新近因为白白得了一个月的薪水，这才发狠买了《太平御览》来查了一通，到底查不着；倘非我粗心，那就是出于别的唐宋人的类书了。但这也没有什么大关系。我所觉得特别的，是文中的那一个“雏”字。

我想，这“雏”未必一定是小禽鸟。孩子们喜欢弄来玩耍的、用泥和绸或布做成的人形，日本也叫做 Hina，也写作“雏”。他们那里往往存留着中国的古语；而老莱子在父母面前弄孩子的玩具，也比弄小禽鸟更自然。所以英语的 Doll，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为“洋囡囡”或“泥人儿”，而文字上只好写作“傀儡”的，说不定古人就称之为“雏”；后来中断了，便只残存于日本了。不过这不过是我一时的臆测，此外也并没有什么坚实的凭证。

这弄雏的事，似乎也还没有画过图。

我所搜集的另一批，是内中有“无常”画像的书籍。一种叫《玉历钞传警世》（或者没有下面两个字），一种叫《玉历至宝钞》（或者作“编”）。其实两种都差不多。关于搜集的事，我首先仍要感谢常维钧兄：他寄给我北京龙光斋本，又鉴光斋本；天津思过斋本，又石印局本；南京李光明庄本。其次是章矛尘兄，给我杭州码瑙经房本、绍兴许广记本、最近的石印本。又其次是我自己，得到广州宝经阁本，又翰元楼本。

这些《玉历》，有繁简两种，是和我的前言相符的。但我调查了一切无常的画像之后，却恐慌起来了。因为书上的“活无常”是花袍、纱帽、背后插刀；而拿着算盘、戴着高帽子的却是“死有分”！虽然面貌有凶恶和和善之别，脚下有草鞋和布鞋之殊，也不过是画工偶然的随便；而最关紧要的题字，则全体一致，曰：“死有分”。呜呼，这明明是专门在和我为难。

然而我还不能心服。一者因为这些书都不是我幼小时候所见的那一部，二者因为我确信我的记忆并没有错。不过，撕下一叶来做插画的企图，却被无声无息地打得粉碎了，只得选取标本各一个——南京本的死有分和广州本的活无常——之外，还自己动手添画一个我所记得的目连戏或迎神赛会中的“活无常”来塞责，如第三图上方。好在我并不是画家，虽然太不高明，读者也许不至于嗔责罢。先前想不到后来，曾经对于吴友如先生辈颇说过几句蹊跷话；不料曾几何时，就须自己出丑了。现在就预先辩解几句在这里存案。但是，如果无效，那也只好照抄徐大总统的哲学：听其自然。

还有不能心服的事，是我虽然宣传《玉历》，对于阴间的事情其实也不大了然。例如一个人初死时的情状，那图像就分成两派：一派是只来一位手执钢叉的鬼卒，叫作“勾魂使者”，此外什么都没有；一派是一个马面、两个无常——阳无常和阴无常——而并不是活无常和死有分。倘说那两个就是活无常和死有分罢，则和单个的画像又不一致。如第四图版上的 A，阳无常何尝是花袍纱帽？只有阴无常却和单画的死有分颇为相像，但也放下算盘拿了扇子。这还可以说大约因为那时是夏天；然而怎么又长了那么长的络腮胡子了呢？难道夏天时疫多，他竟忙得连修刮的工夫都没有了么？这图的来源是天津思过斋的本子，合并声明；还有北京本和广州本上的，也相差无几。

B 是从南京李光明庄的刻本上取来的，图画和 A 相同，题字却正相反了：天津本指为阴无常的，它却说是阳无常。但那是和我的主张一致的。那么，倘有一个穿素衣、戴高帽子的东西，不问他有没有胡子，北京人、天津人、广州人只管去称他为阴无常或死有分，我和南京人则叫他活无常，各随自己的便罢。“名者，实之宾也”，不关什么紧要的。

不过我还要添上一点 C 图，是绍兴许广记刻本中的一部分，上面并无题字，不知宣传者是什么意思。我幼小时常常走过许广记的门前，也闲看他们刻图画：他们是专爱用弧线和直线，不大肯作曲线的，所以无常先生的真相，在这里也难以判明。只是他身边另有一个小高帽，却还能分明看出来，为别的本子上所无。这就是我说过的在赛会时候出现的阿领。他连办公时间也带着儿子走，我想，大概是在叫他跟随学习，预备长大之后，可以“无改于父之道”的。

除了勾摄人魂之外，十殿阎罗王中第四殿五官王的案桌旁边，也十有八九站着一个高帽角色。如 D 图：1 取自天津思过斋本，模样颇漂亮；2 是南京本，舌头拖出来了，不知何故；3 是广州宝经阁本，扇子破了；4 是北京龙光斋本，无扇，下巴之下一条黑，我看不透它是胡子还是舌头；5 是天津石印局本，也颇漂亮，然而却站到第七殿泰山王的公案桌边去了：这是很特别的。

又，老虎噬人的图上，也一定画有一个高帽角色，拿着纸扇子暗地里在指挥。不知道这也就是无常呢，还是所谓“伥鬼”？但我乡戏文上的伥鬼都不戴高帽子。

研究这一类三魂渺渺、七魄茫茫、“死无对证”的学问，是很新颖，也极占便宜的。假使征集材料、开始讨论，将各种往来的信件都编印起来，恐怕也可以出三四本颇厚的书，并且因此升为“学者”。但是，“活无常学者”这个名称不大冠冕，我不想干下去了，只在这里下一个武断的结论：——

《玉历》式的思想是很粗浅的：“活无常”和“死有分”，合起来就是人生的象征。人将死时，本只须“死有分”来到；因为他一到来，这时候也就可见“活无常”。

但民间又有一种自称“走阴”或“阴差”的，是生人暂时入冥、帮办公事的角色。因为他帮同勾魂摄魄，大家也就称之为“无常”；又因为它本来是生魂，便另称为“阳”，但从此便和“活无常”隐隐混淆了。如第四图版之 A，题为“阳无常”的，是平常人的普通装束，可见明明是阴差——他的职务只在领鬼卒进门，所以站在阶下。

既然有了生魂入冥的“阳无常”，便以“阴无常”来称呼那职务相似、而并不是生魂的“死有分”了。

做目连戏和迎神赛会，虽说是祷祈，同时也等于娱乐；扮演出来的本该是阴差，而普通的状态太无趣——无所谓扮演——不如奇特些好，于是就把“那一个无常”的衣装给他穿上了——自然，原也没有知道得很清楚。然而从此也更相传讹下去了。所以南京人和我之所谓“活无常”，是阴差穿着“死有分”的衣冠、顶着真正“活无常”的名号，大背经典，荒谬得很。

不知海内博雅君子，以为如何？

我本来并不准备写什么后记，只想寻几张旧画像来做插图；不料目的没有达到，便变成一面比较、剪贴，一面乱发议论了。那一点本文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一年，这一点后记也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两个月。天热如此，汗流浃背，这也可以不写了吧：于是就此结尾。